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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: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

沈从文 好书探 2024-01-29

沈从文生于1902年12月28日,今天是作家沈从文诞辰120周年。


年轻时的沈从文,在一场大病之后,双手一肩,来到百万市民的北京城,当他第一次见到大学刚毕业无事可作的亲戚时被问:“来做什么?”


“来读书”,沈从文勇敢而天真的回答。


有人问过沈从文为什么要写作。他说:“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。美丽,清洁,智慧,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,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,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......”


下文选自《文学课》一书,让我们走近沈从文的文学世界。



我知道世界虽然尽够广大,但到任何一处没有吃的就会饿死。我等待一个新的机会。生活教育虽相当沉重,但是却并不气馁,只有更加坚强。这里实在不是个能呆下去的地方,中国之大,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里生存得合理一些。孟子几句话给了我极大鼓舞,我并没有觉得有个什么天降大任待担当,只是天真烂漫的深深相信老话说的“天无绝人之路”。一个人存心要活得更正当结实有用一点,是决不会轻易倒下去的。


于是在一场大病之后,居然有一天,就和这一切终于从此离开,进入北京城,在一个小客店旅客簿上写下姓名籍贯,并填上“求学”两个字,成为北京百万市民的一员,来接受更新的教育和考验了。


和当时许多穷学生相同,双手一肩,到了百万市民的北京城,只觉得一切陌生而更加冷酷无情。生活上新的起点带来了新的问题,第一件事即怎么样活下去。第一次见到个刚从大学毕业无事可作的亲戚,问我:


“来做什么?”


我勇敢而天真的回答“来读书”时,他苦笑了许久:


“你来读书,读书有什么用?读什么书?你不如说是来北京城打老虎!你真是个天字第一号理想家!我在这里读了整十年书,从第一等中学到第一流大学,现在毕了业,还不知从那里去找个小差事做。想多留到学校一年半载,等等机会,可作不到!”


年轻时的沈从文


但是话虽这么说,他却是第一个支持我荒唐打算的人,不久即介绍我认识了他老同学董秋斯。董当时在盔甲厂燕京大学念书,此后一到公寓不肯开饭时,我即去他那里吃一顿。后来农大方面也认识了几个人,曾经轮流到他们那里作过食客。其中有个晃县唐伯赓,大革命时牺牲在芷江县城门边,就是我在《湘行散记》中提及被白军钉在城门边示众三天,后来抛在沅水中喂鱼吃的一位朋友。


我入学校当然不可能,找事做又无事可做,就住在一个小公寓中。用《孟子》上所说的“天将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饿其体肤,戕伐其身心,行拂乱其所为……”来应付面临的种种。第一句虽不算数,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大志愿,后几句可落实,因为正是面临现实。在北京零下二十八度严寒下,一件破夹衫居然对付了两个冬天,手足都冻得发了肿,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。好在年青气概旺,也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受不住的委屈,只觉得这社会真不合理。因为同乡中什么军师长子弟到来读书的,都吃得胖胖的,虽混入大学,什么也不曾学到,有的回乡时只学会了马连良的台步,和什么雪艳琴的新腔。但又觉得人各有取舍不同,我来的目的本不相同,必需苦干下去就苦干下去,到最后实在支持不下,再作别计。另一方面自然还是认识燕大农大几个朋友,如没有这些朋友在物质上的支持,我精神即再顽强,到时恐怕还只有垮台。


当时还少有人听说做“职业作家”,即鲁迅也得靠做事才能维持生活。记得郁达夫在北大和师大教书,有一月得三十六元薪水,还算是幸运。《晨报》上小副刊文章,一篇还不到一块钱稿费。我第一次投稿所得,却是三毛七分。我尽管有一脑子故事和一脑子幻想,事实上当时还连标点符号也不大会运用,又不懂什么白话文法。唯一长处只是因为在部队中作了几年司书,抄写能力倒不算太坏。新旧诗文虽读了不少,可是除旧诗外,待拿笔来写点什么时,还是词难达意。在报刊方面既无什么熟人,作品盼望什么编辑看中,当然不可能。


沈从文(1931年摄于青岛)


唯一占便宜处,是新从乡下出来,什么天大困难也不怕,且从来不知什么叫失望。在最难堪恶劣环境中,还依旧满怀童心和信心,以为凡事通过时间都必然会改变,不合理的将日趋于合理。只要体力能支持得下去,写作当然会把它搞好。至于有关学习问题,更用不着任何外力鞭策,总会抓得紧紧的,并且认为战胜环境对我的苛刻挫折,也只有积极学习,别无他法。能到手的新文学书我都看,特别是从翻译小说学作品组织和表现方法,格外容易大量吸收消化,对于我初期写作帮助也起主导作用。


过了不易设想的一二年困难生活后,我有机会间或在大报杂栏类发表些小文章了。手中能使用的文字,其实还不文不白生涩涩的,好的是应用成语和西南土话,转若不落俗套有些新意思。我总是极单纯地想,既然目的是打量用它来做动摇旧社会基础,当然首先得好好掌握工具,必需尽最大努力来学会操纵文字,使得它在我手中变成一种应用自如的工具。此后才能随心所欲委曲达意,表现思想感情。应当要使文字既能素朴准确,也能华丽壮美。总之,我得学会把文字应用到各种不同问题上去,才有写成好作品条件。因此到较后能写短篇时,每一用笔,总只是当成一种学习过程,希望通过一定努力能“完成”,可并不认为“成功”。


其次是读书日杂,和生活经验相互印证机会也益多,因此也深一层明白一个文学作品,三几千字能够给人一种深刻难忘印象,必然是既会写人又能叙事,并画出适当背景。文字不仅要有分量,重要或者还要有分寸,用得恰到好处。这就真不简单。特别对我那么一个凡事得自力更生的初学写作者。我明白人是活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复杂生物,生命中有高尚的一面,也不免有委琐庸俗的一面。又由于年龄不同,知识不同,生活经验不同,兴趣愿望不同,即遇同一问题,表现意见的语言态度也常会大不相同。我既要写人,先得学好好懂人。


已经懂的当然还不算多,待明白的受生活限制,只有从古今中外各种文学作品中拜老师,因之书籍阅读范围也越广。年纪轻消化吸收力强,医卜星相能看懂的大都看看,借此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意识领域日有扩大,从中吸取许多不同的常识,这也是后来临到执笔时,得到不少方便原因。又因为从他人作品中看出,一个小说的完成,除文字安排适当或风格独具外,还有种种不同表现思想情感的方法,因而形成不同效果。我由于自己要写作,因此对于中外作品,也特别注意到文字风格和艺术风格。不仅仔细分析契诃夫或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,也同时注意到中国唐宋小说表现方法和组织故事的特征。到我自己能独立动手写一个短篇时,最大的注意力,即是求明白作品给读者的综合效果,即文字风格、作品组织结构和思想表现三者综合形成的效果。


我知道这是个艰巨工作,又深信这是一项通过反复试验,最终可望做好的工作。因此每有写作,必抱着个习题态度,来注意它的结果。搞对了,以为这应说是偶然碰巧,不妨再换个不熟习的方法写写;失败了,也决不丧气,认为这是安排得不大对头,必须从新开始。总之,充满了饱满乐观的学习态度,从不在一个作品的得失成败上斤斤计较,永远追求做更多方面的试验。只是极素朴的用个乡下人态度,准备三十年五十年把可用生命使用到这个工作上来,尽可能使作品在量的积累中得到不断的改进和提高。



从表面看,我似乎是个忽然成熟的“五四”后期作家。事实上成熟是相当缓慢的。每一作品完成,必是一稿写过五六次以后。第一个作品发表,是在投稿上百回以后的事情。而比较成熟的作品,又是在出过十来本集子以后的事情。比起同时许多作家来,我实在算不得怎么聪敏灵活,学问底子更远不如人,只能说是一个具有中等才能的作者。每个人学习方法和写作习惯各有不同,很多朋友写作都是下笔千言,既速且好,我可缺少这种才分。比较上说来,我的写作方法不免显得笨拙一些,费力大而见功少。


工作最得力处,或许是一种“锲而不舍,久于其道”的素朴学习精神,以及从事这个工作不计成败,甘心当“前哨卒”和“垫脚石”的素朴工作态度。由于这种态度,许多时候,生活上遭遇到种种不易设想的困难,统被我克服过来了;许多时候,工作上又遭遇到极大挫折,也终于支持下来了。这也应当说是得力于看书杂的帮助。千百种不同门类新旧中外杂书,却综合给我建立了个比较单纯的人生观,对个人存在和工作意义,都有种较素朴理解,觉得个人实在渺小不足道。但是一个善于使用生命的人,境遇不论如何困难,生活不论如何不幸,却可望在全人类向前发展进程中,发生一定良好作用。


我从事写作,不是为准备做伟人英雄,甚至于也不准备做作家,只不过是尽一个“好公民”责任。既写了,就有责任克服一切困难,来把它做好。我不希望做空头作家,只盼望能有机会照着文学革命所提出的大目标,来终生从事这个工作,在万千人共同作成的总成绩上增加一些作品,丰富一些作品的内容。要竞赛,对象应当是世界上已存在的最高纪录,不能超过也得比肩,不是和三五同行争上下、争出路,以及用作品以外方法走捷径争读者。这种四十年前的打算,目前说来当然是相当可笑的,但当时却帮助我过了许多难关。


概括说来,就是我一面向自己弱点作战,顽强的学习下去,一面却耐烦热心,把全生命投入工作中。如此下去,过了几年后,我便学会了写小说,在国内新文学界算是短篇作家成员之一了。


沈从文


一九二八后由于新出版业的兴起,印行创作短篇集子容易有销路,我的作品因之有机会一本一本为书店刊印出来,分布到国内外万千陌生读者手中去。工作在这种鼓舞下,也因此能继续进行,没有中断。但是,当我这么学习用笔十年,在一九三五左右,有机会从一大堆习作中,编印一册习作选,在良友公司出版时,仔细检查一下工作,才发现并没有能够完全符合初初从事这个工作时,对于文学所抱明确健康目的,而稍稍走了弯路。摇动旧社会基础工作本来是件大事,必需有万千人从各方面去下手,但相互配合如已成社会规律时,我的工作,和一般人所采取的方法,不免见得不尽相同。我认为写作必需通过个人的高度劳动来慢慢完成,不宜依赖其他方法。从表面看,这工作方式和整个社会发展,似乎有了些脱节。我曾抱着十分歉意,向读者要求,不宜对我成就估计过高、期望过大,也不必对我工作完全失望。因为我明白自己的长处和弱点。正如作战,如需用文学做短兵,有利于速战速决,不是我笔下所长;如需要人守住阵地,坚持下去,十年二十年如一日,我却能做得到,而且是个好手。


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,我本来是一个平凡乡下人,智力才分都在中等,只由于种种机缘,居然在过去一时,有机会参加这个伟大艰巨工作,尽了我能尽的力,走了一段很长的路……原来工作可说是独行踽踽,因此颠顿狼狈,而且不可免还时有错误,和时代向前的主流脱离。现在却已进入人民队伍里,成为我过去深深希望的“公民”之一员,踏踏实实,大步向共同目标走去。……如今试回过头来,看看自己的过去,觉得实在没有丝毫可以骄傲处,但是一点作公民的努力终于实现,也让我还快乐。因为可以说曾经挣扎过来,辛苦过来,和一些“袭先人之余荫”,在温室中长大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发展,究竟是两种不同方式,也活得稍微扎实硬朗一些。但比起万千革命家的奋斗牺牲说来,我可真太渺小不足道了。


作家简介

沈从文

沈从文(1902年12月28日~1988年5月10日),原名沈岳焕,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,作家、历史文物研究者。14岁时,他投身行伍,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。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,撰写出版了《长河》《边城》等小说。1931年~1933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,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,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,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,著有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1988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,享年86岁。


相关图书

《文学课》沈从文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/45.00元


来源:“纯粹Pura”微信公众号

初审:孟祥辉

复审:张中江

终审:张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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